40年文化观潮

时间:2018-12-04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一个民族的进步,除了工业、科技、教育的发展之外,精神面目和民族心理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接下来需要我们这代人、下代人持续不断努力,继续改革开放,才能使我们国家在文化建设、在各方面更好。
 
  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40年百姓的文化记忆,就是大众文化兴起的记忆。
 
  “‘大众文化’是一种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传播、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邹广文说。
 
  以思想解放、市场经济、现代大众媒介为土壤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正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思想解放是大众文化出现的前提,市场经济为其注入商品和感性的基因,现代大众媒介则开辟了畅通无阻的大道。
 
  “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邹广文说,“现在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文化消费对象。”
 
  这既是文化生产和存在方式的演进,也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嬗变。各种文化作品呼应又塑造着受众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和审美趣味,创造出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世界。
 
  这个世界是人本的,七情六欲有充分舒展的空间,文化创作与“大多数”的身心起伏共进共舞。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创作平民化,产品极度丰富,文化生态如风啸聚、处处流变。这个世界也变动不居,日常生活娱乐化、娱乐生活日常化,种种潮流此伏彼起,世界映象其中,有如野马尘埃。
 
  乐观者笃信,大众文化海量、多元的产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前提。担忧者则提醒,狂欢之下价值匮乏、经典难寻,有高原少高峰,一些作品甚至沦为变现工具。
 
  如何让这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形态,承担起时代使命,创作出代表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不仅关乎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从大到强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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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展开的人生
 
  直到今天,施战军仍能毫无阻碍地背诵出高尔基的《海燕》。
 
  “文革”结束不久,上小学三年级的他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人朗诵这篇散文,觉得“可以写得这么美这么有力量!”就让爸爸找到,背了下来。
 
  “那时几乎每个人都在背诗、背散文。”说起40年前,已经成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施战军依然激动。“上世纪80年代,文学对整个社会都有引领性作用。热爱文学是特别普遍的事。”在当时,这本严肃文学期刊是发行量最多的杂志之一。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就有这样的镜头:当刊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到达新华书店后,购买队伍一直蜿蜒到了马路上。
 
  某种程度上,思想解放的先声即在此。1977年,一位叫做刘心武的出版社编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被贴在了宿舍墙报栏里,随后被《文汇报》转载。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由此得名。当时《文汇报》发行一百多万份,但连作者本人也难买到当天的报纸。
 
  大潮蔓延。1979年,当时国内最大的现代化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落成,和此事同样出名的是候机楼内一幅名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壁画,画面上罕见地出现了三位傣族少女沐浴时的裸体。《朦胧诗选》开始在校园流行。被认为体现了“人的启蒙,人的觉醒”的《红高粱》让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摘冠。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进步,更是希望。人们都想用新的艺术表达新的生活。”作曲家王立平说,他在这个时期写出了自己最多的代表作:《大海啊故乡》《驼铃》《少林少林》以及电视剧《红楼梦》配乐……“我们终于可以抒发心中感情,喷涌一样,抑制都抑制不住。”他说,这些作品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表达出了“人人心中有口中无之物。”
 
  这些尚属精英文化范畴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焦点:人。自此,人性舒张,有了全面发展的更广阔空间。
 
  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悄然现身。如果说精英文化是在文本中不断对人性发出追问,那大众文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东风”自港台吹来。当《上海滩》带来偶像周润发,大学宿舍传来小虎队的歌声,邓丽君柔声问着“何日君再来”,人们体会到了娱乐的另一个维度。
 
  邹广文说,大众文化更细致多元地照顾到人们的心理需求。相对来讲,大众文化对感性的关注与抚慰,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
 
  尽管如此,此时的大众文化仍是潜流。以通俗著称的作家王朔在文章中写道,“艺术不是为大众的,这个观念在我头脑中根深蒂固。”“我听到他们(港台)的音乐在播放,看到他们的电影在上映,也见到路边书摊摆着他们的小说,从没想过这也是文化范畴内的东西。”
 
  在他看来,那“只是一片曼妙的远景陪衬,只有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听到它们发自角落的袅袅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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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中接受洗礼
 
  1990年,一部电视剧的播出成为当年北京的三件大事之一。
 
  电视剧名叫《渴望》,讲的是女工刘慧芳渴望爱情,却身陷复杂恋情的故事。这样一个今天看来并不很特别的剧情,在当时却形成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武汉某区停电后无法收看《渴望》,市委热线一度被打爆。因为降低了北京的犯罪率,剧组还得到公安部门的表彰。
 
  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作为这部戏的监制,当时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的郑晓龙为一件事操碎了心:拍戏缺钱。
 
  一个电视剧生产组织怎么才能维持运转?答案是形成规模、讲究效益,走工业化生产的路。郑晓龙想到了搭影棚、拍室内剧。但是都“憋”在屋里,怎样才能好看?
 
  “之前的艺术作品几乎都以先进人物或英雄作为主人公。”他说。现在,几位主创达成共识:拍一部讲述老百姓生活的戏。
 
  这意味着,既不能硬作宣传,也不能突出创作者个人风格。主创王朔曾在文中写道,“那个过程像做数学题,求等式”,不仅角色设置“类型化”,而且要情节密度,要戏剧冲突,要人物极致。
 
  邹广文认为,正因为这种以观众为取向、工业化的制作方式,“以《渴望》为标志,中国大陆开始有了自觉的大众文化产品。”
 
  王朔则在文中写道,“到了九十年代,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进入了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已不是天外隐雷,而是化作无数颗豆大的雨点儿结结实实落到了我们头上。”
 
  落下来的“雨点儿”不仅有《渴望》。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制片人黄澜还在上中学,一边读着《简爱》《战争与和平》等经典文学,一边被琼瑶、金庸、日剧、动漫吸引,“什么流行看什么。”她和全校同学一起为《灌篮高手》“疯狂”,《东京爱情故事》看得“哭昏过去的样子”。
 
  受众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在悄然改变。1991年,首部室内喜剧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差点因“不尊重知识分子、对生活不严肃”被搁置。三年后,《北京人在纽约》已成为当时最赚钱的电视剧。
 
  “市场逻辑”开始渗透文化创作,文艺作品坦然彰显出娱乐和商品属性。
 
  1988年,《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颁布,正式提出了“文化市场”的概念。1992年,内地第一家唱片公司成立;次年,“四大天王”红遍内地。1994年,第一部进口分账式大片《亡命天涯》首映,带动了商业类型片的成熟。3年之后,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在嬉笑怒骂中以3300万元赢得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整个90年代,贺岁片成为市场上唯一能和进口大片抗衡的国产电影。
 
  曾经的“袅袅余响”正化为震耳轰鸣。
 
  回望这段历史,研究者将其归结为众多原因:城市化进程,中产崛起,私人时间激增,有线电视等现代化通讯网络迅速普及……
 
  市场经济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为大众文化“输出”了最主要的消费者——中产阶层和城镇居民,他们也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亟待填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私人时间一直呈增长趋势。”邹广文曾做过统计,1980年,我国人均私人时间为2小时21分,1991年已为4小时48分。他认为,这与生产效率提高、服务行业发展、家用电器普及、“私人意识”觉醒密切相关——具有工业化特征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正得益于工业化的支持。
 
  唱着“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纵身向前。
 
  大众文化潮起
 
  回过头看,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而言,1998年是个绕不过去的年份。
 
  不仅因为,这一年《还珠格格》席卷亚洲,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开始走红全国。还因为这一年,联合国将互联网确定为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介,中国迎来门户网站的黄金时代。台湾一位笔名“痞子蔡”的水利工程博士在网上连载了名为《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网络小说,引发两岸阅读狂潮。此前一年,中国第一首网络音乐诞生。
 
  20年后,评论家已经将中国网络文学与美国好莱坞、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称“当代世界四大文化现象”。《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网络文学读者已突破4.06亿人。截至去年底,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累计1195部、电视剧1232部、游戏605部、动漫712部。有人直言,未来中国大众文化生产的整体面貌将由网络文学决定。
 
  事实上,国人的生活已经很难脱离网络文化产品的影响——大家用手机追“网剧”“网综”,看《失恋33天》《琅琊榜》等网络小说改编的热播影视剧,时刻关注公众号、朋友圈的更新……
 
  学界普遍认为,文化的传播方式是塑造文化的因素之一。由此而言,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代表,互联网正重塑我们的文化空间。
 
  内容上,创作门槛大大降低。相较中国作协仅万名左右的会员,网络文学作者已达1400万,他们以“草根”自居,文艺不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人人都可以参与。
 
  大众文化工业化特征也得到放大。网络文学作品被精准划分为言情、魔幻、穿越等类型,何种人物设置、何时转折、何时高潮都有章可循。各种迎合读者的要素被组装在一起,用流水线生产的方式批量复制,为产品的规模化提供了前提。
 
  传播上,互联网成为海量文化产品的容纳器和传播网。“新的传播方式和多元渠道改变了人们的观看习惯,等车、发呆都可以刷屏。”黄澜说,从只有5个频道的电视机,到拥有海量信息的移动终端,文化产品被精准投递到个人。
 
  现代传播媒介还最大程度地消解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邹广文说,这实则“打破了文化局限,提高了文化接受上的平等性和广泛性。”
 
  这些,都为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完成了高歌猛进前的最后一个助跑。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电视剧第一生产和播出大国,每年生产电视剧1.5万集,人均每天“看剧”超1小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我国每年备案、立项的新电影近4000部,其中近400部会在全国5万块电影银幕上和观众见面。此外,每年有4000多部长篇小说、近200万部网络文学作品、几十万首新歌涌现,和手机游戏、网络直播等一起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大众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兴盛是中国社会生活转型的必然产物。”邹广文说。
 
  这位一直关注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的学者指出,当代中国正处于双重历史转型期: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互联网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某种程度上,以市场经济、工业化为土壤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正是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标志。

  新角力场
 
  黄澜感到,这些年想找出一部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越来越难了。
 
  “以前观众喜欢宏大叙事,现在是个性视角。”她分析道,“想用一部作品统领所有人不可能了。以前掌握一些渠道资源或许可以,现在渠道太多,相应地催发了艺术创作的多元价值观。”
 
  如今的文化场,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既有《白鹿原》也有《小时代》。既有民族、美声,也有摇滚、嘻哈。
 
  邹广文说,当代中国正经历广泛的文化多元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出现,为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满足文化多样性需求,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所起的推进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他强调。
 
  他认为,除了多元化,大众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具有内在一致性,它所体现的快节奏、讲效率等特点,有利于把人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此外,大众文化还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的合理性作了肯定,使人们从“无欲”状态中走出,意识到自身的个性与需求。
 
  “大众文化是完全以市场作为推动力,不是板着面孔,是逗你玩逗你乐,是在心理上让老百姓感到顺受的文化消费形式。”邹广文说。
 
  这些“利好”使大众文化正成为新的文化角力场。放眼全球,作为“韩国文化世界化”的重要战略,“韩剧”带动着韩国时尚、旅游业的发展。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不仅给后工业化的美国带来仅次于航空业的出口产值,也成为其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承载者。
 
  中国大众文化也在承载这样的责任。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咱们结婚吧》席卷非洲,《甄嬛传》《白夜追凶》在美国收费视频网站Netflix播出。《三体》让世界通过科幻小说了解中国。2017年,中国最大的网络文学平台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国际站上线,近百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连载。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同时,大众文化也在折射这个时代。
 
  郑晓龙正在筹划新剧《北京人与纽约客》,名字让人想到24年前他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他说,“同样是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但故事的讲述会明显和那时候不一样。”
 
  《北京人在纽约》的出现和当时的“出国热”有关。郑晓龙说,这部剧是当时少见的全程海外取景,主要因为国内发展“跟人家差太远”,拍不出“在纽约”的感觉——90年代初的中国还没有超市,打酱油都“拿大木勺舀”。
 
  “我们那时对美国那种超级大国带有很强的仰视。”他记得,坐飞机回来,“美国是亮堂堂的机场,回到中国黑糊糊一片。”
 
  “现在,没这样的感觉了。”他用了“平视”这个词。这次,拍摄不用再全程海外——前半部分中国人去美国奋斗,后半部分美国人来到了中国。“我们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了。”
 
  让流行成为经典
 
  一直以来,大众文化“感性化平面化”的特征都被视为时间的敌人。大众文化能否成为经典?
 
  邹广文的答案是,可以。“但一些大众文化作品最后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其中的人文性、思想性,以及对社会价值的恒常追求。”
 
  上世纪80年代的四大名著电视剧至今仍在重播,极大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普及。“中国风”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风语咒》一上映便成为现象级作品。网络文学《繁花》《大江东去》斩获多项重要文学奖项。
 
  施战军说,网络文学和纯文学的区别不在媒介,而在品质。“不能按照一次性阅读的方式来写作,要写超越时代的东西。”他说,为什么《平凡的世界》这本记述改革初期的小说依然有人看,还被改编成各种形式?因为它写出了共同的精神追求,“年轻学子还可以与孙氏兄弟有精神共鸣。”
 
  “这40年大众文化发展很热闹,但热闹并不等于繁荣。”谈及现实邹广文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却仍是文化产业小国。有质量的大众文化产品还非常稀缺,在大众文化实践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发展存在盲目性、低浅性、自发性和过于商品化倾向。电影唯票房论,宫斗剧、恶搞综艺霸占屏幕,缺乏文化个性和创造性。同时,感性文化的蔓延会导致人们对历史与文化责任的淡化,导致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稀释,弱化了驱策社会进步的恒久动力。
 
  “可以有娱乐,但不能只有娱乐。”他说,“现在经济手段成了主宰各个领域的不二法则,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化缺位。大众文化面临过度市场化。”因此最重要的是对大众文化进行价值引导,路径之一,就是鼓励直面社会生活、直面当代中国改革的现实主义创作。
 
  黄澜认为,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可以起到观照现实的作用,包括大众文化。她任制片人的电视剧《虎妈猫爸》播出后,有家长对她说,电视剧让自己开始反思,是否把个人焦虑强加给了孩子。同样是她任制片人的《如懿传》虽是后宫戏,但并非聚焦宫斗,而是希望借此批判封建社会夫妻关系中独立人格的沉沦,“希望观众看完后更珍惜选择的机会”。
 
  “不论是什么形式,最后大家希望看到的还是真善美、人格的光辉。”黄澜说。
 
  但邹广文也强调,“人文关怀要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他认为,现实主义创作一方面需要国家主流文化的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有更弹性的文化管理手段,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给予充分的创作空间。
 
  “一个民族的进步,除了工业、科技、教育的发展之外,精神面目和民族心理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王立平说,“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接下来需要我们这代人、下代人持续不断努力,继续改革开放,才能使我们国家在文化建设、在各方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