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验室带队挺进“无人区”

时间:2019-02-12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建设一批强大的战略性科技力量,抢占前沿竞争制高点,与重大专项、其他研发机构形成梯次接续的协同创新布局


  要把国家实验室打造成为高度开放的国家科研平台,凝聚国内外一流创新人才,共享研发基础设施,促进成果转移转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孙英兰
 
  在中央近期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国家实验室”成为高频词,被寄予更高希望。
 
  “国家实验室要真正解决国家重大需求”,“要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就像我们当年的‘两弹一星’”……不久前一次研讨会上几位科学家的话,代表了科技人员的心声。
 
  如何以国家实验室为抓手改变我国科技在视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适应,突破科研“无人区”,成为继续深化科技改革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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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科技改革的重大举措
 
  “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将引发我国研发体系的重大变革。”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潘教峰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强调。
 
  潘教峰认为,我们正迎来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加快实现现代化,中国就必须抓住这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要直面现实挑战。这个挑战首先来自于国际社会。潘教峰认为,目前国际上的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国际战略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西方一些势力针对我国发展采取的封堵、遏制从未停止,并将伴随中国和平发展的整个过程。如何突出重围,是中国发展道路上必须要面对、必须要破解的难题。
 
  其次,我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就要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深化改革以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
 
  一方面,在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跃升中,我国科技界自身需要不断增强创新的能力、领跑的底气和争当第一的勇气,增强创新自信,敢于闯“无人区”,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另一方面,亟须提高科研产出的质量,在基础研究方面下大力气,在国家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需求面前,科技领域要能够提供更多管用、适用的技术,从根本上改变基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核心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竞争利器、核心能力和命脉所在。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解决发展中这一大问题,潘教峰表示,关键之一,是完善创新政策,优化调整、系统构建现代新型科技组织体系,加快我国国家实验室建设。
 
  国家实验室解决重大问题
 
  建设国家实验室能否解决当前科技领域面临的一些问题,能否加快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纵观国际上典型的国家实验室,如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都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核心和引领作用,代表着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最高水平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从历史上看,作为国立科研机构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家实验室兴起和发展于二战前后,主要是应对国家重大和紧迫的战略需求,通过多学科交叉集成,解决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问题。
 
  相关资料记载,二战期间,美国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实施了“曼哈顿计划”,明确的战略任务催生了一批旨在推进核武器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如阿贡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其后,源于在核能和平利用和国防领域的明确需求,成立了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等一批国家实验室。这些国家实验室成为美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力量。冷战结束后,能源部部分国家实验室在保持其核心使命和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拓展研究方向,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中心。
 
  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主要使命就是负责核武器的研发和维护,开展能源相关技术研发,是高能物理与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高分子化学、金属与冶金学、纳米科学等领域全球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研究机构,迄今有87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以大型基础研究设施为依托,主要研究对人类生存环境有决定性影响的复杂系统,在能源、地球与环境、医疗卫生、关键技术、物质结构以及航空航天与交通等六大领域开展跨学科前瞻性研究,重点是耗时长、问题复杂、对大型仪器设备要求高、德国工业界不愿意或无力承担的国家委托的重大研究项目。
 
  潘教峰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为研制“两弹一星”而建立的中科院一大批研究所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实际上发挥着国家实验室的作用。在明确和紧迫需求的推动下,凝练了“四项紧急措施”等一大批科技任务,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研究力量,建立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一支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科技力量。
 
  在战略必争领域加快布局
 
  新形势下,如何解决目前科技领域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问题,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成为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新型研发机构的关键。
 
  作为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潘教峰认为,新时期我国国家实验室应当是服务国家重大和紧迫战略需求,有明确战略目标和具体科技任务,开展学科交叉、战略前瞻、综合集成的研究,管理先进的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机构,是国家的战略创新力量,因此要突出国家意志。选择科技目标明确,需要多学科交叉集成、高强度支持、大规模集中持续攻关,又不能由现有的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独立完成的重大战略任务,组建国家实验室。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突击队和开拓者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集中优质资源,勠力攻关,实现原创科学和技术突破,支撑当前发展、引领未来发展。
 
  潘教峰介绍,国家将从全局、长远出发,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整体要求和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重大需求,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统筹布局制定国家实验室的发展规划、遴选标准、体制机制和建设路线图。充分依靠国家长期投入形成的人才、科研设施等,结合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集成全国优势力量,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办大事”。把国家实验室打造成高度开放的国家科研平台,凝聚国内外一流创新人才,共享研发基础设施,促进成果转移转化。
 
  国家实验室的制度安排至为重要。应坚持“管办分离,使命评价,稳定支持”的原则,在治理结构、科研活动组织模式、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新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形成以国家目标为牵引、围绕重大任务配置资源、凝聚队伍、以绩效促发展的新型运行机制。依托最有优势的单元组建国家实验室,发挥好已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防止重复建设。在需求迫切、基础较好的领域高起点、高标准试点先行,探索建立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决策程序,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中国还应从国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适应世界局势变化和科技发展趋势,在信息网络、能源、材料、空间、海洋、生命与健康等战略必争领域加快布局,因为“这些领域中的战略性科技问题具有长远性、风险大、技术难度高的特点,靠市场机制和分散的科研力量不能解决,必须由国家集中投资和组织大规模交叉学科的研发力量,提升综合集成能力并保证研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潘教峰说。

  三类国家实验室下好“先手棋”
 
  我国应根据不同功能定位,统筹布局建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的国家实验室体系,明确各类型国家实验室功能定位、核心能力、重大产出等方面的不同建设标准。潘教峰认为,国家实验室可分为三类:
 
  突破型国家实验室应主要布局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领域,旨在解决“卡脖子”问题、突破瓶颈制约、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国家安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如围绕高端通用芯片和集成电路装备、深空深海探测等领域重大科技任务实施,依托最有优势的单元集成全国优势力量,组建国家实验室。
 
  引领型国家实验室应布局在我国具有一定优势和储备、未来有望领跑的战略领域,旨在开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培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占据科技制高点。可围绕量子信息、先进核能等领域重大科技任务实施,选择最具优势的研究力量,组建国家实验室。
 
  平台型国家实验室主要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创新,旨在为全国研发力量提供开放共享的创新基础平台,提升创新能力。我国目前在建和建成运行着一批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应统筹考虑功能用途、重大任务、组成大型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布局形成若干平台型国家实验室。
 
  潘教峰认为,要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就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夯实根基;就要集中优势资源,加大攻关力度,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安全、自主、可控,解决好“卡脖子”问题,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建设一批强大的战略性科技力量,抢占前沿竞争制高点,与重大专项、其他研发机构形成梯次接续的协同创新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