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微观活力的改革取向

时间:2019-01-10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内部压力的长期化、外部挑战的常态化,唯有改革方能化解和对冲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调结构将由更多采用行政手段的短痛速调转向更多依靠改革的深刻调整

  以改革之手释放微观主体活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尚前名
 
  “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释放出深化改革的强烈信号。
 
  “可以预见,改革将成为贯穿2019年始终的一个关键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谈到,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出现。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置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时,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单独列为一条,并明确要求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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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增长之要
 
  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权威描述。
 
  有哪些变?有哪些忧?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给出了这样的分析: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和微观基础的变化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地暴露,没有改变中国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但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加大。
 
  从外部来看,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不确定性的风险。
 
  从内部看,刘元春认为,在各类宏观数据回落和市场情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变化——经济的微观基础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比如,企业家投资意愿和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变化,社会消费基础也在不断转变。”他强调。这也印证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结论: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
 
  “中国经济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中,步入一个新阶段。”刘元春表示,内部压力和外部挑战形势变化,意味着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需要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和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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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结构之需
 
  “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里的这一段表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晓涛认为,这表明未来我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将以市场手段为核心,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制度环境的方式激发经济活力。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胡晓涛谈到,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工作始终围绕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这五大中心进行,其中又以稳增长和调结构为核心。基本的逻辑可以理解为,在稳的前提下,制定相应政策来优化经济结构,以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具体的政策取向,因年而异,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胡晓涛谈到,一是在保住底线的前提下,使用尽可能快的手段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坚持以稳增长为核心,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手段,逐步转型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
 
  结合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表述,他认为,自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三去一降一补”作为来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开始,至2018年下半年,近三年来的经济政策主要沿着速调的路径进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表述来看,经济结构转型路径将更多依靠改革的深刻调整。
 
  “经济形势的变化是导致出现这一调整的关键。”胡晓涛强调,经济增长率存在底线,就业、金融、外贸、投资、预期都需要保证稳定。此前,我国经济一直运行在合理区间,对快速调结构带来的下行压力承受力较强。随着我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简单的速调已不可持续。
 
  “前一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可喜的阶段性成果,但对改革主体激励不足。”刘元春也认为,在未来的调结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启动基础性和引领性改革,以制度化和法制化手段激发改革主体的内生活力,解决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增活力之基
 
  留心的人会注意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微观主体活力格外“重视”,前后共在三处重要位置提及。
 
  在专家们看来,这并不意外:高质量发展追求效益优先,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恰恰能够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使得各类要素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一方面是得益于在此过程中技术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制度变革所激发的微观主体活力。
 
  “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土地承包责任制引领的农业改革,还是80年代初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起点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为抓手推动改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经验。”胡晓涛说,我国当前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关键在于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因此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就必须被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为了进一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改革方向和要求。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明确政府的行为边界与市场主体的行为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建立完善市场体系,这些都是为了能让市场微观主体充分释放自身的活力。”胡晓涛表示。